达芬奇"造假门"大逆转：到底谁在造假谁犯了错(5)

　　财新《新世纪》记者获得的法律文件、资料和当事人采访，勾勒出了纠纷的脉络。

　　2009年7月11日和12日，唐英夫妇在达芬奇家居展会上签订了总共91万余元的家具合同，并支付50万元预付款。9月8日，双方签署为唐英新家配套家具的销售协议，涉及家具30多件(套)，唐英又支付了50万元预付款。两次购货总价达231万元。

　　达芬奇家居提供的材料显示，唐英这两批共订购了51件(套)家具，除两件达芬奇库存的自有品牌“富尔敦”地毯，其余49件中有41件为意大利品牌，另外8件为美国品牌。美国品牌涉及金额25.8万元，分别为Henredon、Theodore Alexander、Althorp、Hancock & Moore品牌，其中有价值近9万元的四件原产越南和菲律宾。“基本上买的都是意大利家具”。

　　此后，达芬奇家居分四次送货至唐英家。其间，因达芬奇一方运输延误，部分家具推迟交付月余。2009年12月22日至2010年1月6日，达芬奇家居集中送去价值156万余元的定制家具，除一只主卧书椅(2010年2月4日送货)和一只阳台扶手椅(未送货)，达芬奇家居基本交齐订货。

　　唐英对延迟到货很不满意，且认为到货家具质量、规格等存在问题，“包装简陋、规格错误、质量低劣、气味刺鼻，根本不会是欧洲标准所能造成的”。双方交涉后，达芬奇家居从2010年1月6日送货当天至22日，将已送货物中约价值110万元的家具收回，表示愿为唐家替换，并于1月12日退回了50万元定金以示歉意。唐英到达芬奇门店，挑选了价值93.5万元的一批家具，“过春节借用”。

　　对于这批“借用的家具”，唐英在答辩状中称为临时借用，“达芬奇方面承诺尽快交付符合要求的家具”；达芬奇家居则称其为“试用”，如果唐英满意可按报价购买，如不满意可以全部无条件退货退款。达芬奇对这批“借货”给唐英开出的特别优惠价为五折，合计47.4万余元。

　　此后，达芬奇家居多次致函致电唐家，敦促其做出付款还是退货的选择；而唐家认为拿到的家具不满意，要求达芬奇继续送货，换到满意才能付款。

　　争执还在继续，唐英夫妇于2010年7月再次来到达芬奇的展会，又挑中了价值300多万元的家具，要求送到家里。达芬奇再次提出，由于唐家所付订金加货款仅50万元，而拿到的家具价值已近200万元，应当按协议规定先交付货款再送新货。达芬奇家居的新加坡籍董事黄志新曾去唐英居住的某会所当面协商，但没有达成协议。

　　“辞行时，唐英的丈夫说，他认识央视《每周质量报告》的记者，如果不满足他的要求，就有办法把达芬奇家居搞垮。”黄志新说，“那是唐家第一次明确威胁达芬奇家居”，但当时他并没有在意，因为做生意常会遇到些不愉快的事情，以为“只是顾客不高兴”。

　　黄志新决定“曲线救国”，答应送新货，同时把唐家不喜欢的家具搬出来。2010年7月13日，搬出一些家具之后，唐英夫妇意识到达芬奇的意图，开始阻止搬货，并叫来了小区保安。达芬奇转而要求唐英签订一份“货到立即付款”的合同，又遭到拒绝。黄志新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这一次搬货取回了价值66.4918万元的家具，将原本100多万的货款损失减低到87万元。

　　唐家对达芬奇家居的这次“抢货”非常愤怒，在反诉状中指称，达芬奇竟然用欺骗手段，谎称将全部交货，将临时使用的家具基本收回，使自己一家陷入没有家具可用的窘境。

　　2010年9月14日，《北京晨报》刊登了记者接到唐家投诉后采写的新闻“消费者投诉：200万达芬奇家具，异味裂痕明显”。报道见报当天，达芬奇家居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要求唐英结算87万元货款。此后的10月15日，《京华时报》以“达芬奇家具被索赔百万”为题，也对这场纠纷进行了报道。

　　当年11月8日，唐英向东城区法院递交反诉状，称达芬奇家居“违约、欺诈消费者，虚构家具原产地，误导消费者，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为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义”，唐英请求法院判令被反诉人(达芬奇)“双倍返还反诉人定金，即人民币150万元”。

　　对于这场诉讼，北京东城区法院曾经三次开庭审理。在2010年11月24日第三次审理后，因质量鉴定机构始终不能确定，司法进程放缓。

　　也正是在2010年底2011年初，央视《每日质量报告》从唐英手里获得投诉线索，着手筹备报道。2011年7月10日，央视播出“达芬奇‘密码’”。次日，唐英向东城区法院递交《诉讼请求变更申请书》，将反诉请求的赔偿额从150万元提升至484.0888万元。

　　被暗访的“总经理”彭杰

　　“李总”离开后再无音信，彭杰不知道自己为拿到2200万大单而说和做的一切已被偷拍，更没想到，四个月后，“大买卖”带来的是噩梦

　　在“达芬奇‘密码’”中，证明达芬奇家居造假的最有力的证人，就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东莞长丰家具公司总经理”彭杰。2011年11月27日，财新《新世纪》记者赶到深圳，在真正的东莞长丰总经理黄文聪陪同下，通过电话采访了至今没有露面的彭杰。

　　“他们前后一共来了两次，第一次是在2011年春节前，马上就要放假了。来之前他们先打了一个电话到厂里，当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我刚好有事来公司坐一下，顺手就接了起来……”

　　2011年1月末的一个晚上，24岁的彭杰接到一个咨询电话，对方自称手里有一个很大的工程项目，想订购达芬奇家居经销的那类欧式家具。“他问长丰是否有生产欧式家具，并且反复提到达芬奇，当时我回答他说，‘我们有，可以来工厂看一下’，然后对方马上就约了第二天在厂里见面。”

　　彭杰其实是一名跑单员。黄文聪介绍说，彭杰并不属于每月可以在长丰领取固定薪水的受聘员工。在东莞一带家具制造业集中的乡镇，像彭杰这样的跑单员往往是“自由身”，可以灵活服务于任何一家有需求的企业，平时所赚取的就是1%-3%的项目提成。

　　“为取信于客户，跑单员往往会在名片上将职务印为某某家具厂的‘业务经理’，但绝不会给自己加官三级。”黄文聪说。他和彭杰都表示，彭曾带央视暗访记者见过黄文聪，央视记者并非不知道谁才是东莞长丰真正的总经理。

　　关于《每周质量报告》如何找到的东莞长丰，“达芬奇‘密码’”一片的编辑肖博在2011年7月24日北京电视台播出的演播室访谈“揭穿‘达芬奇’的秘密”中曾回忆，他们怀疑达芬奇在国内有加工厂生产假冒意大利家具，先是派两名暗访记者在达芬奇上海总库房蹲守了两个多星期，一无所获。北京栏目组这时得到一个线报，深圳一家叫金凤凰的家具公司曾为达芬奇做过代工。暗访记者赶到深圳，金凤凰的人称，2004、2005年曾经给达芬奇生产过家具，2006年之后停止了。线索又断了，记者将目标转向拥有3000多家家具厂的东莞，“大海捞针”，走访了上百家家具厂，最终筛查出有四五家企业生产与达芬奇门店里意大利家具相似度极高的产品，当时已是2011年1月25日。

　　据彭杰描述，如约而至的“大客户”，头有点秃顶，个子高高的，东北口音，自称“李总”。在“李总”的身边还有一位戴眼镜的男士，自称是“李总”的助手。

　　“针对企业的暗访，最方便的手段就是假扮成客户。越大的客户，只要扮得像，就越容易博得对方奉迎和配合，于是也越有机会套取公司运营机密。”肖博这样总结《每周质量报告》的暗访经验。

　　双方刚一见面，“李总”就主动向彭杰出示了一份用A4纸影印的文件，以及一两份户型图。

　　“文件的标题大概是关于河北某地老干部局别墅项目的通知，他把文件拿在手里，就给我看了下。”彭杰被告知这个项目有20套别墅，全部需要配家具。这确实是个大单子。

　　“他自我介绍说是项目的负责人，名片刚好派光了。我感觉他形象挺像老板的，而且还带了助手。”彭杰说，对“李总”的姓名、所在公司名称以及任职情况等个人信息，自己一无所知。

　　“他对我们展厅里的欧式家具表现出很强的兴趣，特别是在一张雕花大床前，他站得最久，还问了价格。”彭杰回忆说，“李总”提出的要求是，“一定要欧式、高端、上档次”。